多点连线｜伊以强硬表态 国际社会促保持克制

就此而言，理论可能具有意义，但它并不比其他实践要素地位更高，它的意义是偶然的。

可见，基本法律调整的主要为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事项，普通法律调整的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除上述两点之外，现行立法法的相关表述还存在以下问题。

（2）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文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刑罚，而现在的法律文件规定了较轻的处罚、刑罚，如果案件没有审结、执结，应适用现行法律文件的规定……（3）行为发生时法律文件没有授予权利，而现在的法律文件授予权利，如果没有超过该权利形式的期间、时效，适用现行法律文件的规定。不同于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的划分，法律的绝对保留事项与相对保留事项的划分不是依据立法主体的权威性，而是依据对立法事项授权立法的可能性：绝对保留事项意味着该事项是不能授权立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亲力亲为，相对保留事项则是可以委托给国务院等其他机关代为立法的。（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对这些规则基本没有修改。根据前文对两类法律冲突和解决机制的分析，将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情形通过构建适用规则处理更符合其性质。

由于这种差异，基于两种表述方式授予的立法权大多具有交叉性。其中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有些画蛇添足。但伴随地方分权改革的持续深入，2003年宪法开启了地方分权制度层面的建设。

然而法国学界曾长期对这一规定的效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实质限制的法律效力微弱，可以被针对宪法修改限制条款的修改轻松绕过。总体而言，宪法修改有着不同的具体诉求，可以依据具体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政治制度运行和政治生活剧变的投射。正文中第11条的条文为1958年至1995年宪法修改前的版本，1995年宪法修改第11条，扩大了启动全民公投的可能性，可以提交公投的草案内容除了公权力组织，还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改革、公共服务等内容。一个宪法规范的界定不在于其具体内容，而是在于其是否来源于制宪权。

第72条最初只是简单规定了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和代表国家利益等初步的问题。宪法规范为政治规定了权限和主体,但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政治仍有广泛的裁量范围和存在的余地。

法国主流公法学说和判例虽然部分排除了对修宪权的实质限制，但宪法实施的未来仍然面临着一定危机：即宪法修改条款遭遇修改。[27] 参见王建学，《宪法审查时代如何理解宪法渊源？——中国问题与法国教训》，《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65页。[38]最后，最高行政法院在某种意义上重申了宪法委员会的立场，拒绝在超宪法原则的基础上审查。[22]修宪程序仅在以下方面与立法程序存在两项差异：其一，政府必须向部长会议提交修宪建议案，以供后者批准。

[13]本项限制得到1946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第94条的正式确认，该条规定：在外国军队占领全部或部分本土领土的情况下，不能修改宪法。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规范层面上，修宪草案的提出需要行政权内部的共识，共和国总统启动修宪程序必须得到总理的副署。进入专题： 法实证主义 自然法 宪法修改 法国宪法 。

[10] V. Joseph Barthélémy et Paul Duez,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Sirey, 2e éd., Paris,1933, p. 101. [11] Louis Favoreu, ? Commentaire sous la décision n° 92-312 DC du 2 septembre 1992, Maastricht II ?, Revue fran?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1992, p.738. [12] 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Sirey, Paris,1929, réimpression par les Editions du C.N.R.S., 1965, p.343。[43] 2．制宪权表达模式呈现单一程序化特征 制宪权主体有诸多模糊性，例如在法国宪法中，人民有三种解释的可能：其一是公民共同体，即最初批准宪法通过的公民共同体。

当然，不同学说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在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均可调和，从而使得宪法修改成为守护宪法秩序和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这将给宪法带来深刻的不一致（incohérence）。

另一方面，法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不断释放主权利益，特别是在批准《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有关的争论中，宪法修改的议题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这标志着共和党人在政治上战胜了君主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宪法委员会的决定禁止对修宪法案的合宪性进行任何可能的司法审查。因此，通过逻辑类比和必要的延伸，在第16条的适用期间不可能进行任何修改。另一方面，对实在法的分析表明，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表明其没有采纳制宪权和修宪权之间存在位阶差异的学说，而更多地将修宪权视为一种派生的制宪权，否认对宪法修改实质限制的可能性。[50]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在政治系统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呈现开放性。

[46]而政治性的考虑也曾经部分证成了采用第11条作为第89条修宪程序的补充，并进一步引发对政治事实与法律规范如何调和的思考。这一限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性时间限制，因为该限制并没有包含在第16条的文本中，也没有包含在其他条款中。

有学者指出，修宪权的行使仅受宪法规定的时间、形式和程序条件以及第89条最后一款的限制。一方面，受自然法影响，宪法委员会1992年审查被视为宪制权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尽管宪法委员会无权实质审查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但仍然间接地评估了此类法律。

2.宪法委员会自我限制管辖权从而拒绝审查 2003年3月17日国会批准通过关于共和国地方分权组织的宪法性法律，随后部分社会党参议员对该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54] 参见秦前红、涂云新：《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5页。

修宪权作为派生制宪权是主权的全部表现，只受制于按照其确定的程序条件来行使。[31] V. Jean-éric Schoettl,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eut-il contr?ler une loi constitutionnelle ? ?, LPA, 8 avril 2003, n°70, p. 17-22. [32] V. Louis Favoreu, ? Linjusticiabilité des lois constitutionnelles ?, RFDA, 2003, p. 792-795 ; Pascal Jan, ? Limmunité juridictionnelle des lois de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 LPA, 31 octobre 2003, n° 218, p. 4-11. [33] CC, Décision n°92-312 DC du 2 septembre 1992,Maastricht II , §19 [34] V. Louis Favoreu, Lo?c Philip et alii.,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alloz, 16e éd.,Paris, 2011, p. 311. [35] 参见秦前红：《2018年宪法修改与新时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人大研究》2018年第11期，第6页。宪法委员会通过判决承认所有这些机构之制宪和修宪权限共享国家的规范功能，由此确认形式上的宪法规范，覆盖宪法诞生和实施全过程。（二）实证主义浸润实践的路径 1．修宪权等同于制宪权的论证 实证主义学说非常清楚将宪法的形式概念与修宪权不受限制相结合，形成逻辑闭环。

[16]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第89条第4款规定的禁令基本上是道德范围，不具有完整的规范性。换言之，到底国家、人民、还是议会制定了宪法的问题不再成为主要关注点。

正是通过这一程序，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被修改为直接普选（根据修改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条，选举方式是间接选举）。该项决定的官方评论指出，宪法委员会消除了1992年9月2日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92-312DC号决定所产生的歧义。

在法国宪法修改与变迁的过程中，立宪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原则、规则、价值和制度模式刻入宪法，以对抗所有不可预期的法律适用变迁。[5] 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7页。

换言之，未经两院同意，不能根据第89条对宪法进行修改。法国和意大利宪法均包含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条款，即宪法的修改不得涉及共和政体。首先，最高行政法院2015年7月31日发表的意见（Avis）与宪法委员会的立场基本相似。总理无权召集两院联合会议，政府也不能要求国民议会作出最后决定（《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5条）。

在规范层面，第89条占据了宪法修改的教义核心，但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宪法修改程序，第11条因为政治事实进入了宪法规范，成为了补充第89条的宪法修改之规范依据。2005年3月1日宪法修改旨在为通过《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铺平道路，但同年5月29日的全民公投否定了这一进程。

提请人认为宪法委员会应该更为积极，要求其宣布有管辖权。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如果宪法可以对其修改设定限制，那么此类自然法意义上的超宪法原则就不能由制宪权创造和修改，更无法由宪制权创造和修改。

[54] 虽然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均与其他一些法治国家存在差异, 宪法修改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主要承载向后看的确认功能。[39]此外，学说的争论逐渐暴露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宪法修改的规范如何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论域中的宪法修改又如何有效参与国家政治变革，于是宪法修改的界限指向了更为根本的政治与法律两个论域的交叉论争。